天囚之徒——读《水浒传》之宋徽宗

宋徽宗的朝堂与李师师的床笫之间，仅仅隔着一条地道的距离。

水浒固然不能当正史，但也高度契合了宋徽宗轻佻、昏聩的一生。“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后门”——当宋徽宗的脑袋从地道探出来的时候，或许就已经注定赵氏家族企业的覆灭。

一、选了个最不济的人

据传日本三井财团的创始人三井高俊，在子嗣方面“宁可要女儿，也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挑选儿子。”儿子虽然亲生的，但不一定优秀；有了女儿，就可以在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中物色最佳女婿，入赘后改姓、宣誓为养子、接班掌舵，从而使三井财团比传统继承方式的家族企业走得更长更远。

嫡长子继承制度是中国宗法制度里最为基础的原则，这种“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制度，固然从规则上减少同胞相残的可能性，但有可能选了个最不济的。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欺负后周柴氏孤儿寡母夺取了江山，传到第八代，选了端王赵佶做掌门人。端王不端，赵佶最终承担了把赵氏家族企业做崩溃的重任，当仁不让地成为靖康之耻的主角，后人称之为宋徽宗。

二、不堪大用的皇二代

太子作为家国未来的掌舵人，在家国一体的古代，对太子的教育自然是十分重视的，甚至有一套完整的储君教培体系。太子除了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之外，还选任谨厚有德量的名师教导。封建官职的太师、太傅、太保位列“三公”，其中，“太子太师”传授文化，“太子太傅”教习武功，“太子太保”保护太子的安全。对太子的教育，主要从文化素质、德行教育、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培养。

浇水不一定能够开得出来好花，但不浇水可能连叶儿都要枯萎。

那位任用王安石变法、为《资治通鉴》命名的宋神宗，膝下有十四个儿，其中八人早夭，成活仅六人。所谓“知子莫若父”，估计老爹宋神宗压根儿就认为赵佶不是个做皇帝的材料，所以当时正儿八经培养的储君是赵佶的哥哥赵煦（宋哲宗）。让赵佶做了端王，人生定位一个享受生活的皇二代、艺术家。

赵佶本身性格轻佻，也就一个就爱写一写瘦金体、画一画花鸟、踢一踢蹴鞠，但毫无一丁点儿政治野心的主儿。抛开性格不说，如果用现在教育娃儿读书的角度来看，赵佶更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艺体生，文化成绩多非强项。

既未受过正规严格的太子训练、又未系统学习过君王之道的赵佶，或许压根儿就没有将当皇帝作为未来的选项。

三、机缘巧合蹲上大位

可是偏偏那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培养出来的，敢于破旧立新，改革朝政的赵煦是个短命鬼，二十三岁就去神宗那里报到了。更为巧合的是，这位年轻有为的宋哲宗没有留下子嗣。

国不可一日无君。没了嫡长子，就只能来个“兄终弟及”。

一帮人掰着指头从在世的五弟兄中捋了又捋，没几个成器的。只有十九岁端王赵佶，还算勉强过得去。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赵氏五兄弟凭实力诠释了什么叫“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这天大的馅饼，或许将赵佶也给砸懵了。被砸得晕头转向的，还有赵氏家族企业的命运。

历史偏把他推到了举纲问鼎的皇帝宝座，也选择他作为葬送赵氏家族企业的推手。

有的人在某方面是天才，但在其他方面可能是白痴。“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的赵佶，在治国方面用无能来评价已经算很客气了，甚至可以用蠢货来形容。

一个蠢货三个帮，被推上历史大舞台的赵佶总得要搭班子。

机缘巧合蹲大位的赵佶，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亦即十九岁登基前的某一阶段。也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

可惜，他还是性格轻佻，满脑子都浸淫在写字、画画、蹴鞠、修道的世界中，在位二十五年，既不管世上发生多少变化，也不论家族企业能否承受风雨，一直固执的生活在自己营造的茧房不肯出来，如同某一时刻的僵尸。

正如此，写得一手好字的蔡京、踢得一脚好球的高俅，宦官童贯等一帮喜欢奉承巴结、趋炎附势的歹徒，掌管了朝政。赵佶自己正好落得个逍遥自在，一门心思画自己的画去了。

赵佶的班子让国家利益服从于个人所好，水浒传中可见端倪：徽宗留能镌玉石印信的玉臂匠金大坚和能识良马的紫髯伯皇甫端御前听用；蔡太师让善写当时的苏、黄、米、蔡四种字体的圣手书生萧让留在身边代笔；驸马王都尉留善能唱歌的铁叫子乐和在身边作陪。征方腊期间，神医安道全又因徽宗乍感小疾被召回京师，这直接导致受重伤的徐宁、患重病的林冲等众多兄弟因无法得到有效医治而亡等。

他搭的是个草台班子，那帮歹徒除了玩政治，整人害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懂经济、懂军事、懂外交。这种草台班子不把赵氏家族企业玩残废，天都难容！

历史选择了他，他有开疆拓土的大志，但无大能；他所到之处看起来全是鲜花和掌声，但身边都是一群演员；他认为自己进退裕如，实际上捉襟见肘；他认为自己在书写宏大叙事，但最终在写自己的悲酸日记。他到底是坏还是蠢？由于治国无能、用人失当，应该归属于蠢的类别。他终究是最差的那一个，而且最重要的是搞忘了一句话：“出来混，是要还的。”

蠢货与歹徒裹挟，共同侵蚀赵氏家族企业的肌体，直到溃烂。

五、内外交困大厦将倾

草台班子掌管朝政后，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以致水浒传中称徽宗为“道君皇帝”。为营造其皇家宫苑艮岳，广收江淮等地花石，不惜动用粮纲、舟舻相衔，千里不绝，运往东京——以致水浒传中发生“智取生辰纲”的故事。

政治的黑暗和官僚的腐败，导致民不聊生，从而加剧了内部社会矛盾的恶化，田虎、王庆、方腊纷纷领导农民起义。

水浒传有宋、辽、金、西夏并存的大背景，书中除交待宋江破大“辽”外，对“金”和“西夏”写得比较隐晦。

金国人已经渗透到宋朝境内，并且能够形成强大的实力。水浒传中让晁盖丢了性命的曾头市“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生下五个孩儿，号为曾家五虎……又有一个教师史文恭，一个副教师苏定。去那曾头市上，聚集著五七千人马，扎下寨栅，造下五十余辆陷车，发愿要与我们势不两立，定要捉尽我山寨中头领，做个对头。那匹千里玉狮子见今与教师史文恭骑坐”即可见一斑。

镇守边庭延安府的“老种经略相公”，即是北宋名将种师道，当时镇守西陲，西夏人惧其威名，不敢轻易犯边。正如此，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个个敬佩，鲁智深常常将“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挂在口头，汤隆的父亲也曾受“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叙用”，薛永的祖父是“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王进一心要投奔的，也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足见彼时西夏势力已经不可小觑。

正史中的宋徽宗背弃与辽的盟约，转而按照与金的“海上之盟”出兵攻辽。辽被金灭，而宋却未攻下幽州。最后宋把澶渊之盟所定输给辽的“岁币”转输给金，再加上一笔巨额的交割费，这才从金国手里拿回残破不堪的幽州等地。

六、昏庸配得上受到的耻辱

“亡六国者非秦也，六国也，亡秦者非六国也，秦也。”

灭辽之战，让金一眼看透“宋君”有多昏，“宋军”有多弱。

混到上街不撒币都要挨打的份儿！看起来雄壮，实际上是个虚胖子，妥妥的软蛋儿，不捏你捏谁？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明说要抢你的土地。须知在机枪大炮等热兵器出现之前，草原游牧民族从来不只是热情好客、能歌善舞。

宋金联手灭辽之后，金便以宋容留金国叛将张觉为由，挥师南下攻打宋朝。眼看着自己的“联金灭辽”之策破产，金兵逼近东京，江山社稷危在旦夕，慌乱的徽宗玩了一把坑娃的游戏，赶紧“禅位“于太子赵桓（宋钦宗），自称太上皇。

靖康二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现开封），除掳走徽宗、钦宗二帝外，还有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北宋灭亡。

金国人凭借骑兵的机动性屠戮和掠夺，铁蹄所到之处，罪恶累累，暴行累累，到处是原大宋子民的哀嚎。

《永乐大典》评价曰：“靖康之变，耻莫大焉。”